“红色拓荒者”茅延桢
茅延桢烈士,1897年出生于淮南市寿县正阳关,8岁入正阳关公立两等学堂读书,1914年考入阜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经邓中夏介绍入党。1923年到上海同林伯渠等一起进行地下革命活动,成为当时上海的53名党员之一。1924年赴广州参加筹建黄埔军校。1925年到郑州执行秘密任务,遭敌诱杀,年仅28岁。
“千里长淮挂长帆,一曲渔歌唱千年。都道淮河风光好,凤城首镇正阳关。”站在正南淮堤的水平面上,满眼里,八百里淮河从桐柏山裹挟着一路的沧桑与疲惫,围抱着正阳关,小做憩息。在这里,她容纳着“七十二道山河”的滋养,汇成汪洋恣肆,一路东行,浩浩荡荡。
这一湾淮水孕育着正阳关千年的故事,也滋养着一代代享誉中外的旷世英杰,他们随着东渐的淮水,所向披靡,却又波澜不惊。茅延桢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位。
1897年,茅延桢出生在正阳关的花园巷。
“兵家必争”“寿阳天险”“商贸重镇”……这些都是正阳关挥之不去的标签,这些地域特点所衍生出来的人情世故和社会风气,从血液里影响着茅延桢的成长。
众水归津之地,商旅往来、舳橹相继是正阳关的基本色调。在今天的正阳关,仍然流传这“三府衙门”的说法,所谓“三府”是指:凤阳府、颍州府、庐州府;“三府衙门”是管理这三府的衙门,其职权相当于省级,官员是由朝廷直派来的。由此可知,正阳关在当时所处地位的重要性。清同治四年,决定重修正阳关城池。同治皇帝派了他的表兄,名叫纳子恒,到正阳关担任“三府衙门”的总管,他原来是清军正黄旗的统领。据史书记载,从清同治四年到宣统三年(公元1865年—1911年)的46年间,在正阳关共收税银达80万两,平均每年1.7万两。在此期间,修正阳关城池用了10年时间,否则,收取的税银将会更多。由于有“三府衙门”的总管在此驻守,所以收取的税银,大多直接上交朝廷,甚至直接到皇帝手中。
就是这样一个正阳关,在1897年,迎接着茅延桢的到来。
茅延桢家所处的“花园巷”正处于正阳关的繁华地带,他家在这里从事医馆生意,是占地利之便的。另外,住在这里,茅延桢上学也很方便。他离羹梅两等学堂,不过200米。在学校,茅延桢接受了不少的进步思想,对时局也有了清醒的认识。
茅延桢所在的羹梅两等学堂真是风云际会、名师集聚。牵头创办人时佩瑜是驰名中外的开明人士,参与其中的办学授课的,如张纶、时卓勋、时绍五、毕仲翰、高语罕等人,都是留学英、日、美海外的高级知识分子和革命先驱,他们齐聚正阳关,积蓄影响全国的力量。
1905年,当峥嵘初现的羹梅两等学堂迎来第一批学生时,茅延桢就在其中,这一年,他才8岁。
国与家永远不能分割,命运始终休戚相关。茅延桢一面在羹梅两等学堂接受救国图强的思想和知识,一面亲眼目睹着晚清社会的腐败和人民的困苦。
都知道“七十二道山河归正阳”的正阳关是一个极其繁华的水陆码头,南北客商的集散之地。镇内屋宇鳞次栉比,开设的绸缎布庄、杂货商号和粮行、盐行、药行、钱庄等等,不下百十家;茶楼、酒馆、戏院,妓院,遍布大街小巷,素有“小上海”之称。然而,正阳关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
“正阳关”之所以称之为关,很重要的原因,是她有一个税务大关。税务大关,在正阳人民和淮河船民中,名声最大,影响最深的官办机构,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剥削、敲诈人民群众的税务工具。
税务大关,全衔为:“安徽省凤阳府正阳税关”,坐落在正阳北外街轮船码头(今为航运站职工家属区),负责人职称叫“督办”或“总办”,清制以顶戴二至四品衔充任。下设文牍、督签、司签、批算等官,其余无职人员,统称“司爷”。在编人员总数为20至30人,督办任期八个月,届满仍可留任一期。所有官员,都是大肆鱼肉船民,肥宝囊中。到今天,正阳关还流传着“尽管任期八月,足够一世快活”的俚语。
这些官员们网罗豢养了成百上千的打手,密布河下,船民报税都要通过这些打手组成的抄货行接洽代办,报多报少全由他们说了算,迫使船民贿金暗送,否则,就要在税关的监禁室里遭到毒打、罚金或者拘留,淮河上下怨声载道,哭号震天。淮河上,一时间再也找不到“五六月间无暑气,二三更后有渔歌”的恬静与美好了。
跟着母亲在淮河岸边洗衣服的茅延桢,多少次,他看到粗粗的纤绳深深的勒进船工瘦弱的肩膀;多少次,他听到税务衙门里鞭子的震响和无力的哀嚎;多少次,他看到街道上灾民横竖,啼饥号寒,满目凄凉。他看到,老百姓越来越看不起病,街上冻死饿死的却越来越多。14岁的茅延桢,再也不能容忍了,他要走出去,救这个中国,救这个苦难的民族。这一年,是1911年,辛亥革命蓄势待发。
茅延桢在学校很勤奋,各科成绩都很好。当每每听到日本怎么从一个封建王朝变成一个现代强国,美国如何从无到有,如何民主文明,大丈夫要弃笔从戎,图强救国……时,茅延桢总是热血澎湃,摩拳擦掌。直到有一天,他和三位同学再也不能静静地听着“保路运动”的枪声在耳畔回响,而无动于衷时。他们决定,去南京报考陆军学校。
回到家,他把决定告诉了父亲毛宗珠。这是一个清清秀秀的读书人,他的医术远近闻名,为人也好,身在乱世,只求一家老小平安。
当他听到茅延桢的打算时,毛宗珠瞪着眼珠子,半天没有回过神,眼前的这个选择题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怎么也没想到的,站在对面的,还是一个孩子。“南京这么远……”半天,他才蹦出这句话。
“不远,坐小火轮到蚌埠,再到南京,就几天的功夫。”茅延桢早就打听好了。
“你讲的轻巧,世道这么乱,不到凤台县你就挨土匪逮去了。”父亲要把他的念头快速打消。
“就是因为世道乱,才要去上学,去从军,去救国。科举没有了,我在家能干什么。”茅延桢说话像放机关枪。
“屁大一点孩子当什么兵,救什么国,你安安泰泰在家,不想上学跟我学医,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再过几年,给你娶个媳妇,都看在跟前,不好吗?”父亲的话越慢,越说越细,越说越无力,“总之,哪都不能去,我一分钱也不得给你。正阳关不好吗?‘小上海’都留不住你?”
这场谈话,失败了。
其实,那三个同学和家人的谈话也都是以这样的失败告终。
四位满腔热血的青年,还是决定了:徒步去了南京。虽然到南京时因报名截止而没能入学。但这一路走一路看,国家的满目疮痍和民不聊生,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辛亥革命的战火蔓延到了全国,这些景象是茅延桢没有看到过的,甚至联想都不敢想过的,这让他更加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回到正阳关后,已然是改朝换代,他更加发奋学习,以待厚积薄发。
1914年,茅延桢离开了正阳关,举家迁居颍上县的杨湖镇。同年,17岁的茅延桢到阜阳考入省立第三师范。
茅延桢家为什么要迁出正阳关,志书上没有记载,但一定和当时正阳关盐厘局撤销有关。当时蚌埠开通了铁路,“于1914年初,倪嗣冲在蚌埠设立皖北盐务局,委任倪道烺为督办。根据盐务署的要求,三月撤销正阳关、宿县的官盐局”。盐厘局是正阳关“兴衰的风向标”,撤销盐厘局,正阳关由此逐渐衰落,“小上海”的地位也一去不复返了。加上正阳关鱼龙混杂世道乱,生意不好做,茅延桢一家迁往相对偏僻安全的杨湖镇,是在情理之中的。
考入省立第三师范的茅延桢依然保持着忧国忧民的情怀,时至民国初建,列强欺凌,军阀横行,民不聊生,茅延桢认为要救国就得从军,他读了两年半师范后,便毅然退学,考入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20年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工科班。1920年3月由李大钊领导的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在北大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茅延桢就被发展为会员。这时五四运动深入人心,茅延桢和许多爱国青年一道,如饥似渴学习,研究新思想,探求人生意义和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
1922年茅延桢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经邓中夏介绍转为中共党员。参加中共北方区委组建的军事工作组,成为主要成员,组织党团,相继开展军运工作。1923年7月,他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经中共组织安排,到上海做地下工作,同林伯渠等一起进行革命活动,是上海早期的53名党员之一。
1923年冬,茅延桢因公开揭露和抨击皖北地区种植罂栗,贩卖毒品,安徽省督军马联甲祸国殃民的事实和罪恶,被马联甲通缉。
1924年,孙中山在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为培养革命军事人材,筹建黄埔军校,茅延桢受上海党组织派遣,前往广州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经廖仲恺推荐,他任第一期学生队第二队队长、军事教官。同时,茅延桢和学生队中的张隐韬、李奇中等共产党员建立了归属中共黄埔特别支部领导的C.P小组,他任组长。他工作勤奋、善于学习,为了确保教学质量,茅延桢先当学生,认真学习苏联顾问的军事知识,再回队言传身教、一丝不苟。业余时间,他忙于党团工作,给学员们讲形势、讲思想,组织学习《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该队学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迅速提高,大部分人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倾向共产党。在120名学员中,半年内就有20多人参加共产党,成为全校中共党员最多的一个队。茅延桢被誉为“红色拓荒者”“红色教官”。
1924年10月,孙中山从北伐军中抽调一部分军队回师广州,讨伐广州商团叛乱。黄埔军校学生也参加平叛战斗,茅延桢带领第二队学生,士气高昂,率先受命,火烧商团团部,商团官兵抱头鼠窜,叛乱迅速平定,黄埔军校首树声威。
1925年1月15日,广东革命政府发表“东征宣言”,决定讨伐陈炯明,2月1日东征开始,黄埔军校的校军3000人,编为右翼军,这时茅延桢任军校军中校参谋和代理参谋处长。校军勇猛顽强,以破竹之势直捣潮汕。2月15日,茅延桢随教导第一团,攻打2000守敌据守的淡水,只用一个多小时就攻克城坚壕深的淡水。3月13日,教导第一团在棉湖同林虎部主力五六千人突然遭遇,敌军以轻重机枪猛然射击。茅延桢参与第一团作战行动,他们在炮火掩护下冲入敌阵,白刃格斗,战斗惨烈,坚持到援军前来,终于把敌人主力击溃,这就是关系到东征成败的棉湖战役,教导一团官兵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全团九个连长阵亡六人,负伤三人,黄埔校军英勇善战,威震四方,6月,茅延桢随军回师广州,被任为第四团第二营营长。
1925年8月,随着南方革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在中共推动下,广东革命政府积极准备北伐,茅延桢奉命到北方各省搞策反工作,他先来到河南郑州。当时驻防在河南郑州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陈文钊师扼守要镇,坐观南北形势,表面上听从国民革命第二军的调遣,实则受军阀吴佩孚的支配,若能将其策反过来,对北伐大为有利。茅延桢到师部找到参谋孔繁容,利用保定军校同学关系进行工作。谁知道孔繁容阴险狡诈,表面上佯装答应,心里却暗藏杀机,当夜他邀请茅延桢同去郑州市党部协商,路过明王公墓左侧时,茅延桢被事先潜伏在那里的反动刺客从背后开枪,邪恶的子弹从冰冷的枪膛射穿奔腾着青春热血的胸膛,茅延桢倒在了那片陌生的土地上……这一年,他28岁。
“二伯父当时只有28岁呀,本打算这次策反成功,能够返家完婚的,不料却永远地躺在了那片土地上。当时,南方革命政府得此噩耗,即电河南督军,缉拿凶手,并唁电家属,表示哀悼。二伯父的尸体初运回被埋葬在蚌埠,后来茅家才将骨骸运回正阳关‘里铺’安葬……”茅世藩老人是茅延桢的亲侄子,1999年,当阜阳日报社的记者采访他时,他仍然哽咽着。
汇集了“七十二道山河水”,淮河凝结着无穷的力量离开了正阳关,准备远行。在“五里铺”,她回一回头,深情的看着这个和她相伴2500年的镇子,满是依恋。猛然抬头,岸边苍翠掩映下,28岁的茅延桢,穿着血衣长眠在侧,却从未老去,淮水凝噎。
茅延桢的墓在今天的丰庄镇五里村,紧紧依偎着淮河大堤,距离正阳关5华里路,也叫“五里铺”。探访茅延桢墓时,时任丰庄镇党委书记陶善均陪同我们一起。
“10年前(2010年),当时我还是丰庄镇的镇长,县政府拨了6万元,镇里面贴了一部分,把茅延桢烈士的墓修缮成现在的样子,六安地区老书记冯林题的词。”陶善均在茅延桢的墓碑前,向我们娓娓道来,茅延桢在中共史上很有影响力的,是“红色拓荒者”,当年邓中夏介绍他入党,曾经和林伯渠一同工作过,是徐向前、曹渊的老师,孙中山称他“安徽小才子”……
“烈士走的太早了,走的时候衣服都没换,穿着血衣下葬。1989年6月,徐向前元帅为他的老师茅延桢烈士亲自写下:革命先烈英名永垂。”说到这,陶善均很动情。一阵风吹过,淮河水泛起了波涛,和着这墓碑四周的松柏,微微晃动,沉沉低吟。暮色下,与正南淮河大堤比肩的茅延桢烈士墓更显庄严肃穆。
当年,茅世藩老人在接受王昊、于旭二位记者采访时,曾说:“多年来,我们每次到墓址凭吊,总见衰草蒙茸,老树婆娑。未能给二伯父立块墓碑,一直是我们的一大憾事。我们更希望各级民政部门能予以支持,立下墓碑供后人瞻仰。若在有生之年不能成此夙愿,我将死不瞑目。”
老人的夙愿寿县县委、县政府和丰庄镇党委、政府的努力下,在10年前已经实现了。这个地方也成了当地青少年的红色教育基地,烈士得以安息,精神得以永存。
17岁离开家的茅延桢,由于学习和公务繁忙,极少回家。1923年冬天,茅延桢在上海听到许多在上海的同乡谈论皖北地区广种罂粟,制造鸦片,官府借机抽税,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欺压百姓的情况,十分气愤。在党组织的支持下,他只身返回皖北,认真调查了凤台、涡阳、亳州、颍上一带种植烟苗、贩卖鸦片的实情。调查时,他将随身携带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等进步书籍,向淮南、阜阳等地的同学好友和进步青年散发,适时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返沪途中,他奋笔疾书,痛陈种植烟苗,贩卖鸦片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危害。到了上海后,他立即发表文章,公开揭露和抨击安徽督军马联甲种烟抽税,祸国肥己的罪行。此举使马联甲大为恼火,他发出通缉,要求悬赏捉拿茅延桢。茅延桢的这次回乡,开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动,给家乡的父老乡亲带来的极大的震动,对红色思想在淮南大地及整个皖北地区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另外,茅延桢的精神也影响着他的家人,在《红色拓荒者——茅延桢烈士诞辰百十周年纪念文集》中,茅延桢的另一位侄子茅世儒称:“当时(1949年初)南京的气氛很紧张,很少有人敢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立场,我能做到,是家叔的英灵指引了我。19岁的我才敢在作文中写出‘要革命,没有革命,中国就没有希望。’”
茅延桢没有后裔。他牺牲4年后,侄子茅世儒才出世。虽然没有见过叔叔,可是家里人时时教导孩子们不要忘了叔叔,“叔叔的事迹我们堂兄弟姐妹们全都知道”。
1949年春天,茅世儒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一名学员,后又考入同济大学土木系,跟路桥、土建打上了交道。
茅世儒离休后,一直致力于收集茅延桢烈士的生平资料。为此,他从颍上、寿县等地,以及省内有关部门的图书馆、档案室,查阅了大量资料,终于整理成厚厚一摞,并且送交到省委党史研究室和省民政厅等部门。
“叔叔1922年就是共产党员了,他还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组建工作和北伐革命,只可惜他牺牲得太早了,没有留下子女,但我们堂兄弟姐妹没有给他丢脸。”茅世儒现在想做的是,联系一些他在军政大学时的同学,一起去给年轻的孩子们说说历史,“烈士的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一切,我们不该忘记他们。”(5940字)
参考文献:
《中共寿县党史人物》,中共寿县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编,2020年4月第2次印刷;
《寿县革命史》,中共寿县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
《寿县革命回忆录》,中共寿县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编,2020年4月第2次印刷;
《皖西革命简史》,陈曙光、雨瑞著,南方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红色拓荒者——茅延桢烈士诞辰百十周年纪念文集》,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中共寿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寿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2008年10月刊印;
《正阳关民间史话稿》,戴戒华著,1992年刊印;
《千年正阳关》,寿县信息中心编,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等。
作者简介:熊文田,男,1986年出生于安徽省寿县正阳关,供职于淮南市扶贫办。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淮南市作协副秘书长。(联系方式:18256426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