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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渊烈士

发布日期:2019-06-27 17:09来源: 安徽省烈士褒扬网 阅读次数:字体【  

曹 渊烈士

(1901--1926)

在1926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北伐的先遣部队,横扫千军,威慑敌胆,被广大民众誉为 “铁军”。在武昌战役中,该团第一营以营长、共产党员曹渊同志为首的191名官兵英勇捐躯。正如曹渊同志生前所说,他们 “以热血灌溉了革命之花”,因而取得北伐战斗的辉煌胜利。

曹渊原名俊宽,字溥泉,又名秋萍,乳名虎子,1901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初一)出生于寿县东南乡曹家岗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曹子修,长兄曹兴宽,都是朴实敦厚的农民。二哥曹少修,早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春,在家乡起兵讨袁,解放战斗中被捕遇害。曹渊幼年曾随二哥读书,深受影响。讨袁之时,他年12岁,即为二哥传送信件。是年六月,袁世凯病死,其爪牙安徽督军倪嗣冲,指使寿县知事纵火烧毁曹家的草房,抢走牲畜,并四出搜捕曹少修同志。从此一家人流离失所。曹渊则转往刑家岗,从著名书画家张树侯先生读书。

1919年冬,曹渊在父兄资助下到芜湖补习英文、算术。次年,考入高语罕等人募款创办的芜湖工读学校,每天课后参加劳动作业。当时社会上把劳动和读书看着是完全对立的两回事,而且对劳动的人及其行业加以鄙视,但是曹渊泰然处之,毫不介意。入学不久,即被推选为该校学生代表,参加芜湖学生联合会,随即成为学联的领导成员之一。1921年夏,曹渊和其他同学一起,积极参加声援安庆 “六.二”惨案的学生运动。该校学监佘肖宗借口曹渊等人缺工和考试不及格,勒令退学。曹渊写信向高语罕表示,学校当局听信一面之词,处置失当。自己愿意离校,但请校方对其他同学收回成命。在校方同意这一要求后,曹渊同志愤然离开学校。

同年秋,曹渊考入芜湖公立职业学校,旋任校学生会主席,仍积极参加芜湖地区的学生运动。其时,该校董事长李光炯年老倦勤,只领虚衔,不问校务。校董朱蕴山长年奔走国事。另一董事刘希平系以省立五中校长兼任,因此大权旁落于该校校长李子寿和学监董质坚之手。董质坚乃当地豪绅,为了从学生身上赚取利润,不惜延长工时,增加劳动强度,对安全设备和卫生条件则不闻不问。曹渊及校学生会其它成员屡次交涉,董均置若罔闻。

次年秋,学生郑某传染时疫,高烧不退,校方不予医治,三、四日后死亡。在金工系主任王坦甫、木工系主任陈无异和教职员禹子畅、徐梦秋、曹蕴真、余天觉、龚念祖等人的支持下,曹渊和校学生会决定停工、停课一日,为郑某举行追悼大会。会上,曹渊声泪俱下,对李、董摧残学生致死的专横行为提出愤怒的控诉。他亲笔书写一幅挽联:

“子寿如此,人皆气死;质坚不灭,我亦贪生。”

在他的号召下,全体师生强逼李、董二人为死者致哀,随后将他们驱逐出校。董质坚狼狈逃往警察局,要求惩办 “过激分子”。警方见该校已致郑某死亡,确属理屈,倘骤加弹压,恐酿成事变,因而末敢行动。董质坚复要挟校董事会决议开除曹渊等人的学籍。经过教职员的抗议,并得到朱蕴山复电支持,校董事会经过复议,仅将学生会主席曹渊及秘书李坦二人开除,其它学生仍保留学籍。

曹渊、李坦离校后,决计赴沪另作他图。在他们临行的那天清晨,省立职业学校、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和省立第五中学的近五百名师生,聚集在芜湖码头上欢送,表达了对芜湖公立职业学校的最强烈的抗议。

曹渊、李坦到达上海后,找到在阜丰面粉厂厂主家中任家庭教师的同乡胡萍舟,指望通过胡谋取工作,结果末成。两人只好租了一个灶披间住了下来,同时从胡萍舟处借来《新青年》、《响导》、《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等书刊阅读。

1923的年,胡萍舟考取上海大学。这时,李坦已被其父召回,曹渊遂随胡住进上海大学学生宿舍,同时经常参加旁听,因而有机会学习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等同志编的《社会科学概论》、《哲学概论》、《社会进化史》和《世界工人运动史》等讲义,思想认识逐步提高。

1924年春,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倡议和帮助下,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不久该校在上海秘密招生,曹渊与许继慎等人,投考被录取,于当年5月4日赴粤入学,是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

当时该校学生中知识分子颇多,不少人一时难于适应严格的军旅生活。曹渊多方开导他们,并以自己的艰苦作风影响别人。由于他迫切追求进步,刻苦参加训练,思想上和军事枝术上进步很快,入学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八月初,广州发生了由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大地主陈恭受煽动的商团叛乱。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从10月14日至15日,广州革命政府由工团军、农民自卫。

1925年2月1日,为了扫清广州周围的反动势力,广州革命政府下令组成以黄埔新军为主力的东征军,开始对盘据东江的陈炯明叛乱集团的第一次东征。

东征军在东江农民的积极支援下,先后攻克淡水、海丰、陆丰、潮州等重镇。二月底,在翻越连花山,迫近棉湖时,先头部队新军第一团突与敌林虎部万余遭遇,双方自拂晓苦战至下午5时,因敌众我寡,一团伤亡惨重,敌一度逼近团部仅数百米,情势异常危急。值此千钧一发之际,学兵连由连长曹石泉、副连长唐同德和党代表曹渊同志率领,奋勇冲杀,又得到特务连的机枪助阵,终于摧挫强敌,反败为胜。事后,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赞扬该连官兵在棉湖一役中表现 “神勇”。

正当东征军占领汕头、武毕、兴宁,直逼陈炯明老巢惠州时,驻守广州的、表面上接受广州革命政府领导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趁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之机,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皖系军阀段祺瑞,于五月下旬发动武装叛乱。

六月上旬,东征军奉命改编为党军第一军,由梅县回师广州,讨伐杨、刘。此时曹石泉、唐同德分别任第一军一旅一团三营正、副营长,曹渊任该营八连连长,孙一中任副连长。6月11日午后1时,一旅抵达龙眼洞,与杨部胡思舜军展开激战,直至黄昏,仍未得手。次日拂晓,三营官兵复攀山仰攻,副营长唐同德双腿负伤。敌人居高临下,倾泻弹雨,将三营官兵压制于火网下。正在危急之时,忽然敌右后翼枪声大作,阵脚顿乱。原来曹渊率八连迂回敌后,袭击成功。全营士气大振,冲上山巅,猛追逃敌,斩获无算。全军乘胜挺进广州,杨、刘二逆狼狈逃窜沙面。

6月14日,曹渊离队返回军校寻取衣物,忽闻白云山方向炮声隆隆,心知有异,急寻小船归队。途中恰遇全副武装的三营官兵急速奔往白云山,方知杨希闵纠集残部,妄图反攻。他立即指挥所部抢先占领白云山制高点,并协同二团将敌击溃。

6月23日,部分革命军官兵与广州工人、学生和香港罢工工人一道,在沙基举行示威游行,声援 “五卅”惨案,遭到英军的射击,曹渊的亲密战友曹石泉当场牺牲,他不禁万分悲愤。

为了彻底肃清广东境内的反动势力,国民政府将黄埔新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于当年10月1日进行第二次东征。周恩来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党代表。22日,第一军一师一旅一团攻克惠州、海丰后,在河婆与敌洪兆麟六千众激战,伤愈归队不久的三营新任营长唐同德洞穿腹部英勇阵亡。时曹渊同志所部第八连为团预备队,奉命增援,他与副连长孙一中同志亲率百余名官兵,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拼死冲杀,终于击溃数倍于己之敌,挺进潮汕。

东征军占领潮汕后,陈炯明在东江的主力已被全歼,第二次东征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由于曹渊在两次东征和讨伐杨、刘二逆战役中,指挥果断,作战英勇,遂擢升为第一军三师九团一营营长,许继慎为副营长。

先是1924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周恩来同志受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遂在军校学生中组织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 “青年军人联合会”。随着两次东征和讨伐杨、刘的胜利,广东各地的工农群众运动迅速高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青年联合会也不断壮大,这就引起国民党内以蒋介石、戴季陶、孙科等人为代表的右派势力的仇视。他们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参加同民党和国民革命的领导,先后在黄埔军校和上海、广州、汉口、北京等地建立反动的 “孙文主义学会”,日益猖獗地进行反共罪恶活动。

第一军中,曹渊、许继慎、蒋先云、陈赓等共产党人和左派青年军官,团结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周围针对军中孙文主义学会头目缪斌、贺衷寒、酆悌、孙元良等人拥蒋排共,造成分裂,破坏革命的可耻行为,旗帜鲜明地予以揭露和痛斥。

在首次东征时的梅县集会和二次东征的广东大学集会上,孙文主义的反动分子肆无忌惮地寻衅滋事,大打出手,甚至开枪伤人,引起广大官兵的义愤。曹渊与陈赓等同志每遇此事,必定挺身而出,严词痛斥,使那帮小丑被迫稍加收敛。

1926年3月中旬,曹渊收到家信,得知父亲患重病,思子心切,遂请假返里省亲。几天之后,广州发生了由蒋介石一手策划的 “3.20事件”,强迫共产党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并以加强团结为借口,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这时,曹渊远在寿县,只得暂留家乡待命。后来,当他有机会读到《革命》半月刊(1925年 12月)和《中国青年》(1926年3月)上刊栽的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曾坚定地向周士第同志说: “我由此更加明白了中山舰事变(即 “3.20”事件)的反革命本质了,我们要坚决反对蒋介石这个新军阀”。

当时,蒋介石羽毛未丰,一时还不敢撕下革命伪装。在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1926年5月上旬,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官兵2100名,分别由肇庆、新会开至广州黄沙车站,准备乘火车北出韶关。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应叶挺同志的要求,指派曹渊等忠诚勇敢的同志担任独立团各级指挥员和党代表,其中曹渊任第一营营长,许继慎任第二营营长,周士第任团参谋长。

曹渊接受任务后,兴奋不已,他在给战友的信中写到: “自参加革命以来,多次作战,只限于广东,不能快吾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之夙愿。现将入湖南,不久将于帝国主义第一忠奴、天字第一号之吴大军阀相见于战场,我誓以我之热血灌溉革命之花也。”

先是湘军唐生智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电请国民革命军总部补充武器弹药。曹渊奉命率所部及数百名香港罢工工人,在沿途群众的协助下,押运数十万枪弹,星夜兼程,由韶关翻越300里山路,于五月底顺利抵达湖南郴县,完成了任务,受到友军的赞佩。曹渊由此认识到民众的力量,他说: “革命军乃民众之工具,民众为其本身利益而热忱帮助革命军,我们革命军则应站在民众立场上,接受民众之帮助,不能稍存利用民众之心理。”

其时,敌湘军总司令叶开鑫以数万之众,将唐生智部包围于衡阳。同时,敌谢文炳、唐福山所部六个团亦集结于攸县,窥伺安仁、耒阳,企图切断唐部与北伐军的联系。

5月31日夜,独立团由永兴冒雨行军近200华里,于6月2日赶往安仁,向唐生智第八军作大步靠拢。6月3日晨,二营赴渌田,三营赴龙家湾、黄茅铺,援助唐部39团某部守备。不料当天下午5时左右,友军弃阵败逃,仅留我二、三营单独御敌,形势十分严峻。叶挺团长乃令曹渊率一营驰援。是时,道路泥泞,夜黑如漆,一营官兵抵安仁不久,又急行奔赴黄茅铺,并在混战之中,辨明敌我位置,与三营取得联系,面对千余敌兵,坚守阵地。次日凌晨四时,我独立团全县反击,败敌六个团。复乘胜追击,于5日占领攸县。在中共独立团特别支部和叶挺同志的正确指挥下,取得了北伐战争中的第一次大捷, “铁军”威名不胫而走。

同年7月10日凌晨1时,独立团开始攻击湘东重镇醴陵南部约三十华里的泗汾。曹渊率领一营击溃豆田守敌,强度成功。在进发龙山铺途中,突为敌援军两个团包围。有人建议迅速强占制高点,据守待援。曹渊同志认为两军偶遇,敌对我虚实不明,倘出其不意,发挥我军勇猛精神,予以冲击,必可争取主动。于是下令集中全营火力,在当地农民协会的支援下,经两三小时激战,夺取西北制高点。然后以党团员为首,居高临下,与优势之敌展开白刃肉博,刀光逼人,杀声震天,敌狼狈逃窜。我军猛打猛追 ,于当日下午4时32分攻克醴陵;旋又配合友军夺取浏阳、株洲。至此,敌湘赣交通被切断,长沙门配洞开,整个湘东地区完全为我军控制。

不久,第四军的陈铭枢、张发奎两师和李宗仁的第七军亦先后到达衡阳、耒阳一带。7月11日,各路北伐军分别占领长沙外围的湘乡、宁乡、湘潭等地,敌湘军总司令叶开鑫弃城逃往汨罗江北岸。湖南工团联合会组织千余工人保安队和长(沙)岳(阳)游击队,收缴溃敌武器,占领军事据点,维持治安,迎接北伐大军进入长沙。

此时,直系军阀首领吴佩俘决定以平江为支撑点,在童子岭、审思岭、鲁肃山、天岳山等地构筑所谓 “固若金汤”的汨罗江防线,饬令其心腹、素有 “健将”之称的平通镇守使兼平通防御司令陆 率部死守。吴佩孚十分重视平江战役,认为”平江若失,岳阳不保,武汉亦危”。

8月19日晨4时,独立团由当地农会带路,从止马铺偷渡汨罗江,经小道奔袭平江。曹渊率第一营和机枪连为前卫,迅速到达平江城东北端,在机枪连掩护下,向平江发起猛攻。正在司令部打麻将的陆 急调预备队增援,无奈士气不振,一击即溃,陆 亦被迫自杀。曹渊率一营和机枪连官兵进占平江后,复由南门杀出,从背后攻破鲁肃山、天岳山主阵地。与此同时,三营和团特别大队亦先后攻破敌童子岭、审思岭据点;二营则转到南岸扫荡残敌。至此,汨罗江防线彻底崩溃。

8月20日,独立团由平江挺进湖北。24日,曹渊率一营担任前卫,由通城、崇阳强行军,于次日拂晓赶到中伙铺车站,立即与驻站一团敌军展开激战。下午,后继部队赶到,全歼守敌,占领该站,切断粤汉铁路,致使防守汨罗江之敌陷于南北夹击之中,不久即被我缴械。

吴佩俘在震惊之余,拼凑两万人,并乘火车亲自部署距中伙铺仅40华里的汀泗桥防御战。汀泗桥下,黄塘之水自北南流,粤汉铁路横穿桥上,桥东是山,敌凭借天险,以逸代劳。我军疲奔千里,又无重炮,战斗任务之艰巨,不难想见。8月26日上午,双方激战半日,互无进展。下午,吴佩孚下令组成千余人的敢死队,冲过汀泗桥,逼近第四军军部,副军长李可钰频催赴援,叶挺团长遂派曹渊率部驰救。一营官兵不畏强敌,经过连续冲锋,卒将敌击溃,使军队转危为安,曹渊和一营官兵,受到传令嘉奖。

次日,由当地数百名武装农会会员带路并参战,独立团从桥东南七、八里处渡河,突然出现在守敌背后,终于夺取了天险汀泗桥,随即乘胜占领咸宁,虎视粤汉线第二要隘贺胜桥。

8月30日,许继慎率二营由正面攻破敌第一道防线后,为敌刘玉春部第八师援兵包围,许继慎身负重伤。曹渊指挥一营冲上前去,救出许继慎,并组织一、二营官兵与敌争夺桥头阵地。吴佩孚惟恐贺胜桥失守,危急武汉,乃亲赴前线督阵,桥头小树上,悬挂许多临阵脱逃的敌官兵首级,但是面对无坚不摧的铁军,吴佩孚的一切伎俩均未能阻止敌军土崩瓦解。是日上午11时,贺胜桥要隘终于被我攻克。

9月1日,各路北伐大军合围武昌。按照前敌总指挥部的部署,围城各军均需组织敢死队,分地段架梯强行爬城。独立团受命担任宾阳门至通湘门之间的攻城任务,第一营为突击先锋。全营大部官兵均留下家书,表示誓于敌人拼一死战的决心。这一动人事迹,当时在国民革命军和武汉人民之间广为传颂,说是,"古有抬棺出阵的美谈,今有留书攻城的壮举"。

9月5日晨零时,曹渊率一营冒着城头猛烈的炮火,竖起云梯攀城。四时左右,蒋介石嫡系第一师师长王柏龄谎报该部登城成功,实则退缩在东郊远处,坐观成败。于是守敌湖北督军陈嘉谟、武昌防御司令刘玉春得以由该处抽调兵力增援通湘门地段。其它友军亦因炮火强烈,伤亡甚众,未能积极配合,以致第一营攀城勇士孤军作战,大部壮烈牺牲。

曹渊见状,半蹲在离城不远处的小土包后,在膝上书写紧急报告:

“团长:

天已露晓,登城无望。职营伤亡将尽,现仅有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理,请指示。

曹渊”

刚写完 “渊”字,不幸头部中弹,顿时牺牲,以致 “渊”字的最后一坚,横拖了三、四寸长。

噩耗传到团部,叶挺团长异常悲痛,派出部队,几次逼近城下夺回烈士遗体,至夜间方得成功,遂葬于通湘门外洪山。

10月10日,北伐军第四、八两军攻克武昌,生擒陈嘉谟、刘玉春,全歼守敌两万余人。至此,英、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吴佩孚在两湖的武装力量几乎全部被歼。两湖作战胜利结束。

战后,中共独立团特别支部决定,将9月5日攻城战斗中牺牲的第一营官兵190人,与曹渊同志合葬于洪山公墓。墓前的石牌坊上横刻 “浩气长存”四个大字。石牌正中,刻着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北伐攻城阵亡官兵诸烈士墓”;上额是 “精神不死”;左边为曹渊等烈士英名;右边镌有 “先烈之血”“主义之花”“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誊”和 “无产阶级的牺牲者”等颂词。

周恩来、叶挺等同志深切怀念为革命英勇捐躯的曹渊烈士,关心烈士遗孤的成长(烈士殉难时,云屏同志方三岁)。1938年秋,叶挺同志偕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同志从抗日疆场上专程前往寿县曹渊烈士家中,看望烈士亲属,并与全家合影留念。

1938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写信给云屏同志,表达党和人民对先烈的敬意和缅怀之情,并寄去路费,派人将他接至革命圣地延安。云屏同志从此继承先烈遗志,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

附:本文根据周士第、曹云屏、曹云鹤、曹定炎、曹仙渡、胡允恭、任惠群、王孝楚、马子魁、王逸常、雅林、徐梦秋等同志和六安行署民政局提供的信件、资料、著作,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稿》、胡华同志的《中国革命史讲义》等资料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