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拓荒者”茅延桢

茅延桢烈士，1897年出生于淮南市寿县正阳关，8岁入正阳关公立两等学堂读书，1914年考入阜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经邓中夏介绍入党。1923年到上海同林伯渠等一起进行地下革命活动，成为当时上海的53名党员之一。1924年赴广州参加筹建黄埔军校。1925年到郑州执行秘密任务，遭敌诱杀，年仅28岁。

“千里长淮挂长帆，一曲渔歌唱千年。都道淮河风光好，凤城首镇正阳关。”站在正南淮堤的水平面上，满眼里，八百里淮河从桐柏山裹挟着一路的沧桑与疲惫，围抱着正阳关，小做憩息。在这里，她容纳着“七十二道山河”的滋养，汇成汪洋恣肆，一路东行，浩浩荡荡。

这一湾淮水孕育着正阳关千年的故事，也滋养着一代代享誉中外的旷世英杰，他们随着东渐的淮水，所向披靡，却又波澜不惊。茅延桢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位。

1897年，茅延桢出生在正阳关的花园巷。

“兵家必争”“寿阳天险”“商贸重镇”……这些都是正阳关挥之不去的标签，这些地域特点所衍生出来的人情世故和社会风气，从血液里影响着茅延桢的成长。

众水归津之地，商旅往来、舳橹相继是正阳关的基本色调。在今天的正阳关，仍然流传这“三府衙门”的说法，所谓“三府”是指：凤阳府、颍州府、庐州府；“三府衙门”是管理这三府的衙门，其职权相当于省级，官员是由朝廷直派来的。由此可知，正阳关在当时所处地位的重要性。清同治四年，决定重修正阳关城池。同治皇帝派了他的表兄，名叫纳子恒，到正阳关担任“三府衙门”的总管，他原来是清军正黄旗的统领。据史书记载，从清同治四年到宣统三年（公元1865年—1911年）的46年间，在正阳关共收税银达80万两，平均每年1.7万两。在此期间，修正阳关城池用了10年时间，否则，收取的税银将会更多。由于有“三府衙门”的总管在此驻守，所以收取的税银，大多直接上交朝廷，甚至直接到皇帝手中。

就是这样一个正阳关，在1897年，迎接着茅延桢的到来。

茅延桢家所处的“花园巷”正处于正阳关的繁华地带，他家在这里从事医馆生意，是占地利之便的。另外，住在这里，茅延桢上学也很方便。他离羹梅两等学堂，不过200米。在学校，茅延桢接受了不少的进步思想，对时局也有了清醒的认识。

茅延桢所在的羹梅两等学堂真是风云际会、名师集聚。牵头创办人时佩瑜是驰名中外的开明人士，参与其中的办学授课的，如张纶、时卓勋、时绍五、毕仲翰、高语罕等人，都是留学英、日、美海外的高级知识分子和革命先驱，他们齐聚正阳关，积蓄影响全国的力量。

1905年，当峥嵘初现的羹梅两等学堂迎来第一批学生时，茅延桢就在其中，这一年，他才8岁。

国与家永远不能分割，命运始终休戚相关。茅延桢一面在羹梅两等学堂接受救国图强的思想和知识，一面亲眼目睹着晚清社会的腐败和人民的困苦。

都知道“七十二道山河归正阳”的正阳关是一个极其繁华的水陆码头，南北客商的集散之地。镇内屋宇鳞次栉比，开设的绸缎布庄、杂货商号和粮行、盐行、药行、钱庄等等，不下百十家；茶楼、酒馆、戏院，妓院，遍布大街小巷，素有“小上海”之称。然而，正阳关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

“正阳关”之所以称之为关，很重要的原因，是她有一个税务大关。税务大关，在正阳人民和淮河船民中，名声最大，影响最深的官办机构，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剥削、敲诈人民群众的税务工具。

税务大关，全衔为：“安徽省凤阳府正阳税关”，坐落在正阳北外街轮船码头（今为航运站职工家属区），负责人职称叫“督办”或“总办”，清制以顶戴二至四品衔充任。下设文牍、督签、司签、批算等官，其余无职人员，统称“司爷”。在编人员总数为20至30人，督办任期八个月，届满仍可留任一期。所有官员，都是大肆鱼肉船民，肥宝囊中。到今天，正阳关还流传着“尽管任期八月，足够一世快活”的俚语。

这些官员们网罗豢养了成百上千的打手，密布河下，船民报税都要通过这些打手组成的抄货行接洽代办，报多报少全由他们说了算，迫使船民贿金暗送，否则，就要在税关的监禁室里遭到毒打、罚金或者拘留，淮河上下怨声载道，哭号震天。淮河上，一时间再也找不到“五六月间无暑气，二三更后有渔歌”的恬静与美好了。

跟着母亲在淮河岸边洗衣服的茅延桢，多少次，他看到粗粗的纤绳深深的勒进船工瘦弱的肩膀；多少次，他听到税务衙门里鞭子的震响和无力的哀嚎；多少次，他看到街道上灾民横竖，啼饥号寒，满目凄凉。他看到，老百姓越来越看不起病，街上冻死饿死的却越来越多。14岁的茅延桢，再也不能容忍了，他要走出去，救这个中国，救这个苦难的民族。这一年，是1911年，辛亥革命蓄势待发。

茅延桢在学校很勤奋，各科成绩都很好。当每每听到日本怎么从一个封建王朝变成一个现代强国，美国如何从无到有，如何民主文明，大丈夫要弃笔从戎，图强救国……时，茅延桢总是热血澎湃，摩拳擦掌。直到有一天，他和三位同学再也不能静静地听着“保路运动”的枪声在耳畔回响，而无动于衷时。他们决定，去南京报考陆军学校。

回到家，他把决定告诉了父亲毛宗珠。这是一个清清秀秀的读书人，他的医术远近闻名，为人也好，身在乱世，只求一家老小平安。

当他听到茅延桢的打算时，毛宗珠瞪着眼珠子，半天没有回过神，眼前的这个选择题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怎么也没想到的，站在对面的，还是一个孩子。“南京这么远……”半天，他才蹦出这句话。

“不远，坐小火轮到蚌埠，再到南京，就几天的功夫。”茅延桢早就打听好了。

“你讲的轻巧，世道这么乱，不到凤台县你就挨土匪逮去了。”父亲要把他的念头快速打消。

“就是因为世道乱，才要去上学，去从军，去救国。科举没有了，我在家能干什么。”茅延桢说话像放机关枪。

“屁大一点孩子当什么兵，救什么国，你安安泰泰在家，不想上学跟我学医，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再过几年，给你娶个媳妇，都看在跟前，不好吗？”父亲的话越慢，越说越细，越说越无力，“总之，哪都不能去，我一分钱也不得给你。正阳关不好吗？‘小上海’都留不住你？”

这场谈话，失败了。

其实，那三个同学和家人的谈话也都是以这样的失败告终。

四位满腔热血的青年，还是决定了：徒步去了南京。虽然到南京时因报名截止而没能入学。但这一路走一路看，国家的满目疮痍和民不聊生，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辛亥革命的战火蔓延到了全国，这些景象是茅延桢没有看到过的，甚至联想都不敢想过的，这让他更加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回到正阳关后，已然是改朝换代，他更加发奋学习，以待厚积薄发。

1914年，茅延桢离开了正阳关，举家迁居颍上县的杨湖镇。同年，17岁的茅延桢到阜阳考入省立第三师范。

茅延桢家为什么要迁出正阳关，志书上没有记载，但一定和当时正阳关盐厘局撤销有关。当时蚌埠开通了铁路，“于1914年初，倪嗣冲在蚌埠设立皖北盐务局，委任倪道烺为督办。根据盐务署的要求，三月撤销正阳关、宿县的官盐局”。盐厘局是正阳关“兴衰的风向标”，撤销盐厘局，正阳关由此逐渐衰落，“小上海”的地位也一去不复返了。加上正阳关鱼龙混杂世道乱，生意不好做，茅延桢一家迁往相对偏僻安全的杨湖镇，是在情理之中的。

考入省立第三师范的茅延桢依然保持着忧国忧民的情怀，时至民国初建，列强欺凌，军阀横行，民不聊生，茅延桢认为要救国就得从军，他读了两年半师范后，便毅然退学，考入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20年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工科班。1920年3月由李大钊领导的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在北大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茅延桢就被发展为会员。这时五四运动深入人心，茅延桢和许多爱国青年一道，如饥似渴学习，研究新思想，探求人生意义和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

1922年茅延桢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经邓中夏介绍转为中共党员。参加中共北方区委组建的军事工作组，成为主要成员，组织党团，相继开展军运工作。1923年7月，他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经中共组织安排，到上海做地下工作，同林伯渠等一起进行革命活动，是上海早期的53名党员之一。

1923年冬，茅延桢因公开揭露和抨击皖北地区种植罂栗，贩卖毒品，安徽省督军马联甲祸国殃民的事实和罪恶，被马联甲通缉。

1924年，孙中山在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为培养革命军事人材，筹建黄埔军校，茅延桢受上海党组织派遣，前往广州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经廖仲恺推荐，他任第一期学生队第二队队长、军事教官。同时，茅延桢和学生队中的张隐韬、李奇中等共产党员建立了归属中共黄埔特别支部领导的C.P小组，他任组长。他工作勤奋、善于学习，为了确保教学质量，茅延桢先当学生，认真学习苏联顾问的军事知识，再回队言传身教、一丝不苟。业余时间，他忙于党团工作，给学员们讲形势、讲思想，组织学习《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该队学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迅速提高，大部分人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倾向共产党。在120名学员中，半年内就有20多人参加共产党，成为全校中共党员最多的一个队。茅延桢被誉为“红色拓荒者”“红色教官”。

1924年10月，孙中山从北伐军中抽调一部分军队回师广州，讨伐广州商团叛乱。黄埔军校学生也参加平叛战斗，茅延桢带领第二队学生，士气高昂，率先受命，火烧商团团部，商团官兵抱头鼠窜，叛乱迅速平定，黄埔军校首树声威。

1925年1月15日，广东革命政府发表“东征宣言”，决定讨伐陈炯明，2月1日东征开始，黄埔军校的校军3000人，编为右翼军，这时茅延桢任军校军中校参谋和代理参谋处长。校军勇猛顽强，以破竹之势直捣潮汕。2月15日，茅延桢随教导第一团，攻打2000守敌据守的淡水，只用一个多小时就攻克城坚壕深的淡水。3月13日，教导第一团在棉湖同林虎部主力五六千人突然遭遇，敌军以轻重机枪猛然射击。茅延桢参与第一团作战行动，他们在炮火掩护下冲入敌阵，白刃格斗，战斗惨烈，坚持到援军前来，终于把敌人主力击溃，这就是关系到东征成败的棉湖战役，教导一团官兵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全团九个连长阵亡六人，负伤三人，黄埔校军英勇善战，威震四方，6月，茅延桢随军回师广州，被任为第四团第二营营长。

1925年8月，随着南方革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在中共推动下，广东革命政府积极准备北伐，茅延桢奉命到北方各省搞策反工作，他先来到河南郑州。当时驻防在河南郑州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陈文钊师扼守要镇，坐观南北形势，表面上听从国民革命第二军的调遣，实则受军阀吴佩孚的支配，若能将其策反过来，对北伐大为有利。茅延桢到师部找到参谋孔繁容，利用保定军校同学关系进行工作。谁知道孔繁容阴险狡诈，表面上佯装答应，心里却暗藏杀机，当夜他邀请茅延桢同去郑州市党部协商，路过明王公墓左侧时，茅延桢被事先潜伏在那里的反动刺客从背后开枪，邪恶的子弹从冰冷的枪膛射穿奔腾着青春热血的胸膛，茅延桢倒在了那片陌生的土地上……这一年，他28岁。

“二伯父当时只有28岁呀，本打算这次策反成功，能够返家完婚的，不料却永远地躺在了那片土地上。当时，南方革命政府得此噩耗，即电河南督军，缉拿凶手，并唁电家属，表示哀悼。二伯父的尸体初运回被埋葬在蚌埠，后来茅家才将骨骸运回正阳关‘里铺’安葬……”茅世藩老人是茅延桢的亲侄子，1999年，当阜阳日报社的记者采访他时，他仍然哽咽着。

汇集了“七十二道山河水”，淮河凝结着无穷的力量离开了正阳关，准备远行。在“五里铺”，她回一回头，深情的看着这个和她相伴2500年的镇子，满是依恋。猛然抬头，岸边苍翠掩映下，28岁的茅延桢，穿着血衣长眠在侧，却从未老去，淮水凝噎。

茅延桢的墓在今天的丰庄镇五里村，紧紧依偎着淮河大堤，距离正阳关5华里路，也叫“五里铺”。探访茅延桢墓时，时任丰庄镇党委书记陶善均陪同我们一起。

“10年前（2010年），当时我还是丰庄镇的镇长，县政府拨了6万元，镇里面贴了一部分，把茅延桢烈士的墓修缮成现在的样子，六安地区老书记冯林题的词。”陶善均在茅延桢的墓碑前，向我们娓娓道来，茅延桢在中共史上很有影响力的，是“红色拓荒者”，当年邓中夏介绍他入党，曾经和林伯渠一同工作过，是徐向前、曹渊的老师，孙中山称他“安徽小才子”……

“烈士走的太早了，走的时候衣服都没换，穿着血衣下葬。1989年6月，徐向前元帅为他的老师茅延桢烈士亲自写下：革命先烈英名永垂。”说到这，陶善均很动情。一阵风吹过，淮河水泛起了波涛，和着这墓碑四周的松柏，微微晃动，沉沉低吟。暮色下，与正南淮河大堤比肩的茅延桢烈士墓更显庄严肃穆。

当年，茅世藩老人在接受王昊、于旭二位记者采访时，曾说：“多年来，我们每次到墓址凭吊，总见衰草蒙茸，老树婆娑。未能给二伯父立块墓碑，一直是我们的一大憾事。我们更希望各级民政部门能予以支持，立下墓碑供后人瞻仰。若在有生之年不能成此夙愿，我将死不瞑目。”

老人的夙愿寿县县委、县政府和丰庄镇党委、政府的努力下，在10年前已经实现了。这个地方也成了当地青少年的红色教育基地，烈士得以安息，精神得以永存。

17岁离开家的茅延桢，由于学习和公务繁忙，极少回家。1923年冬天，茅延桢在上海听到许多在上海的同乡谈论皖北地区广种罂粟，制造鸦片，官府借机抽税，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欺压百姓的情况，十分气愤。在党组织的支持下，他只身返回皖北，认真调查了凤台、涡阳、亳州、颍上一带种植烟苗、贩卖鸦片的实情。调查时，他将随身携带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等进步书籍，向淮南、阜阳等地的同学好友和进步青年散发，适时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返沪途中，他奋笔疾书，痛陈种植烟苗，贩卖鸦片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危害。到了上海后，他立即发表文章，公开揭露和抨击安徽督军马联甲种烟抽税，祸国肥己的罪行。此举使马联甲大为恼火，他发出通缉，要求悬赏捉拿茅延桢。茅延桢的这次回乡，开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动，给家乡的父老乡亲带来的极大的震动，对红色思想在淮南大地及整个皖北地区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另外，茅延桢的精神也影响着他的家人，在《红色拓荒者——茅延桢烈士诞辰百十周年纪念文集》中，茅延桢的另一位侄子茅世儒称：“当时（1949年初）南京的气氛很紧张，很少有人敢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立场，我能做到，是家叔的英灵指引了我。19岁的我才敢在作文中写出‘要革命，没有革命，中国就没有希望。’”

茅延桢没有后裔。他牺牲4年后，侄子茅世儒才出世。虽然没有见过叔叔，可是家里人时时教导孩子们不要忘了叔叔，“叔叔的事迹我们堂兄弟姐妹们全都知道”。

1949年春天，茅世儒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一名学员，后又考入同济大学土木系，跟路桥、土建打上了交道。

茅世儒离休后，一直致力于收集茅延桢烈士的生平资料。为此，他从颍上、寿县等地，以及省内有关部门的图书馆、档案室，查阅了大量资料，终于整理成厚厚一摞，并且送交到省委党史研究室和省民政厅等部门。

“叔叔1922年就是共产党员了，他还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组建工作和北伐革命，只可惜他牺牲得太早了，没有留下子女，但我们堂兄弟姐妹没有给他丢脸。”茅世儒现在想做的是，联系一些他在军政大学时的同学，一起去给年轻的孩子们说说历史，“烈士的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一切，我们不该忘记他们。”（5940字）

参考文献：

《中共寿县党史人物》，中共寿县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编，2020年4月第2次印刷；

《寿县革命史》，中共寿县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

《寿县革命回忆录》，中共寿县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编，2020年4月第2次印刷；

《皖西革命简史》，陈曙光、雨瑞著，南方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红色拓荒者——茅延桢烈士诞辰百十周年纪念文集》，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中共寿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寿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2008年10月刊印；

《正阳关民间史话稿》，戴戒华著，1992年刊印；

《千年正阳关》，寿县信息中心编，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等。

作者简介：熊文田，男，1986年出生于安徽省寿县正阳关，供职于淮南市扶贫办。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淮南市作协副秘书长。（联系方式：18256426619）